火车站为什么不安装屏蔽门

火车站站台为什么不像地铁一样装上屏蔽门?目前在火车站设置屏蔽门的做法还不太成熟,但是为了安全所有车站站台上均有安全黄线或白色瓷砖条铺成的安全线,以及那些大妈大叔级别的工作人员。我认为未普及主要还是考虑以下原因:1.车型种类过多,车门位置不定目前动车组列车共有4种大类,21个小类,以BST为主的动车每个车厢只设置一个车门,不是端部就是中间的位置,以四方、长客、唐厂为主的动车主要是在列车两端设置车门,但由于四方厂引进川崎列车仅在单数车厢设卫生间,所以车门位置与同为端部设门的长客、唐厂距离有所不同,有的局集团公司内有很多种车型,这些车又可以在不同线路运行,所以就会造成不同车型车门位置不一致。普速列车虽然车门位置一致,但由于列车长度不同、编组不同,也很难使用屏蔽门进行隔离

2.成本太高,效果太差屏蔽门除了安全保障外还有节能减排的作用。类似地铁的国铁地下车站部分安装有屏蔽门,这样可以减少夏季冷气、冬季暖气的散失。但大部分国铁车站均位于地面或高架,安装半高屏蔽门不仅增加成本又起不到太好的效果,所以索性不安装,依靠站台工作人员做引导宣传。

3.特殊地势,特殊结构大部分国铁车站由于早期土建未考虑站台屏蔽门的安装,导致站台不能承受屏蔽门安装后的载荷,又有一部分车站建设在铁路弯道处,站台为一个较大的曲线弧形,这也给普及屏蔽门增加了一定难度。为安装屏蔽门进行的改善目前统型动车组、复兴号动车组已经对车门位置进行了固定,普速列车也在加速对22B、24型客车的淘汰速度,统一按照25.5米进行设计。各局集团公司也在对同一线路的车型进行统一,例如成都局集团公司在成灌线仅安排CRH1A型动车组运行,西成-成贵线(成绵乐区间)仅安排CRH3A型动车组运行。对于弯道和载荷,给大家举个实例:港铁东铁线大学站、九龙塘站是非常明显的弯道车站,列车进站后中后部车厢会出现很宽的站台空隙,目前港铁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铁路2.0工程,其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对东铁线沿线各站进行月台幕门安装,避免像“唐狗”事件或者自杀事件的发生。

林徽因与梁思成:探索、挽救中国古建筑的伴侣

来源:纽约时报
自1851年以来,《纽约时报》的讣告一直以白人男性为主。
我们推出了“被遗漏的”(Overlooked)栏目,讲述一些女性的故事,她们给社会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但她们的死亡没有得到时报的关注。现在,我们将视线扩大,投向其他受到忽略的重要人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边缘化。
林徽因和梁思成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中国古建筑进行考察记录之前,许多古代瑰宝已逐渐坍塌。在中国,人们通常像对待其他建筑那样对待古建筑,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对古建筑进行保护研究。这对夫妻是中国最早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中的两位,也是最为知名的。他们的努力激励了几代人出来为受发展大潮威胁的建筑大声疾呼。
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想挽救的建筑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这些建筑通常年久失修,而且散布在遥远的地方。许多时候,他们必须穿越中国农村的险恶环境,才能到达这些建筑的所在地。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远离市镇的地区考察意味着,要靠骡子、人力车或徒步在很糟糕的泥泞路上旅行。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人来说,这并非易事:梁思成年轻时的一场摩托车事故让他后来走路一瘸一拐,而林徽因长期患有肺结核。他们住的客栈通常很脏,到处是虱子,食物可能不干净,而且总有遭受造反农民、士兵和土匪暴力的危险。
他们最大的收获来自1937年的一次考察,他们在山西省五台县发现了
佛光寺,考证了它的年代,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测绘编录。这座令人惊叹的木制寺庙建于公元857年,是当时中国已知的最古老的建筑。(现在,佛光寺是已知第四古老的中国建筑。)
为了确定佛光寺的年代,梁思成和林徽因爬进了寺里最令人生畏、被人遗忘的地方,包括钻到寺的屋檐底下,那里住着成千上万只蝙蝠和数百万只臭虫,到处都是尘土,充斥着死蝙蝠。梁思成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一书中记述了那段经历,该书是与他们通信的好友费慰梅(Wilma Fairbank)用英文写的他们的人生故事。
“在完全的黑暗和难耐的秽气中好几个小时地测量、画图和用闪光灯拍照。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在背包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我们自己也被咬得很厉害。可是我们的发现的重要性和意外收获,使得这些日子成为我多年来寻找古建筑中最快乐的时光。”
林徽因是20世纪著名的中国建筑师、作家。她在1930年代与丈夫梁思成一起记录下中国的建筑遗产。
虽然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工作是挽救中国的古代遗产,但他们的人生却与中国现代历史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出生在日本东京,他的父亲梁启超当时在那里生活。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出生在中国杭州。他们都来自于名门望族,都曾在国外生活和学习,后来都成为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许多东西都受到严格传统的束缚。
他们两家是世交,两人于1924年一起前往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读书。林徽因对读建筑学很感兴趣,但宾大的建筑学院没有接收她,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让年轻的女士与年轻的男子一起工作到深夜不合适。所以,他们1927年毕业时,林徽因拿到的是美术学士学位,她也上过建筑学的课;梁思成则成为正式的建筑师,他先是获得了建筑学士学位,后来又获得了建筑硕士学位。但他们总是一起工作。
“我认为,他们把彼此视为伙伴,不是商业伙伴,而是人生伴侣,”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艺术教授夏南希(Nancy S. Steinhardt)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夏南希研究过他们的工作。“分不清他们的绘图或文章中哪部分是谁做的;他们是一个团队。”
乍看上去,他们不像一对合适的夫妻。林徽因富有魅力,活泼且多才多艺,她写诗、写小说,还写评论和戏剧,她把家变成了一个知识沙龙。
梁思成是一位高度专注的建筑师和教师,他可能沉默寡言,但一旦与人熟悉后,他会变得友好。事实证明,他们性格上的差异是一种互补,也给中国的建筑学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林徽因年轻时曾受到几个人的追求,其中包括诗人
徐志摩,但她于1928年在加拿大与梁思成结了婚。在欧洲旅行了几个月后,他们回到中国,梁思成和几名来自宾大的中国同事在沈阳的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这是国内的第二个建筑系。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手稿和讲义最终被编辑成《中国建筑史》一书,这是一本罕见的关于这个题材的综合性著作。
20世纪30年代初搬到北京之后,他们开始定期到中国农村去寻找古代木结构建筑中尚存的一些实例,这些存留下来的建筑在梁思成的书中有详尽的描述。
日本军队1937年入侵中国后,他们的考察停了下来。1940年,他们把家搬到了中国南方城市昆明附近的一个村子,那时他们已有一儿一女,住在村里自己建的一个小屋里。林徽因的肺结核变得更严重了,战争让他们过上了穷困潦倒、让人难以忍受的生活。
在战争期间,他们靠大量的笔记、照片和绘图,继续从事建筑方面的写作。战争结束后,梁思成前往耶鲁大学(Yale)担任客座教授,并成为1949年设计曼哈顿的联合国大楼委员会中的中国代表。林徽因由于要照顾家人,又患病在身,留在了中国。
1949年共产党掌权之后,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成了共产党员努力展示对党忠诚的攻击对象。林徽因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没能在恶虐的处境下坚持多久。1955年4月1日,她因肺结核去世,享年51岁。
梁思成因为要照顾林徽因回国后,反而被指控为反革命,他受过再教育,以及来自中共官员的公开羞辱。他也无力阻止环绕北京的古城墙和城楼被拆除,他主张保护城墙,但毛泽东想把这座城市改造成一个工业中心。尽管如此,梁思成还是继续工作和教书,并最终再婚。他于1972年1月9日去世,享年70岁。
在费慰梅和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的帮助下,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工作得以继续。梁思成去世几十年后,费慰梅和林洙把他丢失的绘图和照片找了回来。费慰梅把这些图片与他的文字结合起来,于1984年出版了《
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一书(中译本出版于2011年——译注)。这本书对中国建筑做了深入的研究,记录了许多已经不复存在的建筑。
林徽因和梁思成也成为了中国的民间英雄,人们用小说、电影和
一个系列记录片 Link: http://cctv.cntv.cn/lm/journeysintime/special/liangsicheng_linhuiyin/index.shtml 链接
讲述他们的生活。
以设计华盛顿越战纪念碑闻名的建筑师和艺术家林璎(Maya Lin)是林徽因的侄女,她在2017年告诉《史密森尼》杂志(Smithsonian Magazine):“比起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工作,大多数中国人对他们的个性和爱情经历了解得更多。”
“但从建筑的角度来看,他们非常重要,”她继续说道。 “
如果不是他们的话,我们就不会拥有这么多中国古代建筑样式的记录,它们就不复存在了。

但北京的开发商们更关心施工项目,而不是他们遗留下来的东西。2012年,开发商在夜幕的掩护下,
拆除了梁思成和林徽因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住过的房子 链接
,让保护主义者大为失望。
翻译:Cindy Hao